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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影像册

原标题:财政货币政策连续十年定调“积极+稳健”有何新内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对2020年宏观政策取向进行了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是中国宏观政策连续第10年采取“积极+稳健”这一组合。不过,在老组合的背后却有着新的内涵。  财政、货币政策基调10年未变  为何连续10年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资料图:中国人民银行。中新社发杨明静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尽管外部环境风云变幻,但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正在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行进,宏观政策连续10年定调未变,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赵锡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十三五”规划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早就确定了,每年中国按照目标和制定的工作安排稳步推进,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也没有出现各项重要指标的大起大落,政策层面也没有大起大落。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结构的调整,托住基本的经济底盘;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充裕合理的流动性,让经济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运行。”赵锡军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讲,财政政策来托底和推动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保证经济有足够的“润滑油”,中国经济这部“机器”就能相对安全稳定地运行,实现既定目标。  老组合背后有何新内涵?  ——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保民生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人民币资料图。中新网记者李金磊摄  对比可以发现,今年的表述更为具体,“加力提效”变为“大力提质增效”,而且提出“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要扩大公共支出总水平和落实减税降费,为稳增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结构调整,加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支出,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保障,确保社会政策要托底,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  赵锡军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发生一些变化,放在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率上。提质增效实际上是把基本的、主导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结合在一起,保持目标和政策的一致性。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减税之后,明年预计减税的空间比较小,财政赤字预计不会有明显的提升,2020年的财政政策会更突出重点。  ——货币政策更注重灵活适度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对比可以发现,稳健的货币政策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    资料图:一银行工作人员清点货币。中新社记者张云摄  赵锡军指出,“松紧适度”更多从规模的角度,从投多少货币量的角度,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数量规模的调控手段。而“灵活适度”意味着会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的问题和挑战,增强政策灵活性。  赵锡军表示,货币政策不再是讲求数量型的政策,而是要倾向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这和2019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效率明显提高有关系。所以能够做到通过灵活的工具的使用来把要传递的信号传递给市场。  曾刚也指出,松紧适度指的是量,灵活适度更多是指的是方向。现在整个货币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稳增长是当下最大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也存在着CPI上涨的压力。如何在稳增长的同时,防止演化成大水漫灌、资产泡沫和通胀,意味着货币政策要根据实现实状况的不同进行权衡,保持一个灵活的姿态,在多重目标当中,去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撰文指出,把握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需做到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以及精准滴灌,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没变,更加注重以改革方式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提升货币传导效率,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通过LPR改革推进,带来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调跟其他政策形成合力  另外,会议还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曾刚认为,和以往不同,之前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而这次强调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综合协调。  在曾刚看来,这种综合的协调,意味着从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制度设计的角度,要更好地去把握各类政策之间相互效应的影响和关系的叠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实现,而反过来,这些政策也能带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把握各种政策之间的这种勾连关系,更好发挥宏观调控效果。

原标题: 2019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影像册右上:岑洪兰肖像;左上:岑洪兰和同为幸存者的哥哥岑洪桂合影;左中:岑洪兰带着大姐岑洪英的重外孙女余翙羽玩耍;左下:岑洪兰展示当年被日本兵枪击的伤痕;下中:岑洪兰(右三)和大姐岑洪英(左二)、大哥岑洪桂(左三)等家人在一起合影;右下:岑洪兰在大姐岑洪英南京住家的小区内(拼版照片,陕西快3倍投计划表7月13日摄)。  岑洪兰,1934年7月5日生。1930年,岑洪兰父母亲带着她和大哥、二哥、小弟从苏北老家邳县(现邳州市)逃荒来到南京,住在南京汉中门外北化厂街城墙边,靠做苦力为生。  1937年12月,日本兵火烧汉中门外城墙根的稻草房,父母带着她和大哥、二哥逃生,日本兵向抱着岑洪兰的父亲开枪,子弹从两人中间穿过,岑洪兰的下巴被打伤,未满2岁的弟弟岑小三在屋内被活活烧死。岑洪兰现住在江苏省宿迁市,育有5个子女。  2019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2周年。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使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害,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78人。新华社记者历经多年,先后寻访近百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走近他们的生活,辑图成册,为史留证。中上:周文彬在讲述经历;中下:上世纪60年代周文彬(后排右二)和父亲周忠义(前排右一)、大哥周文鑫(第二排右二)等家人的合影(翻拍照片);左上:周文彬在家侍弄自己养的观赏鱼;左中:周文彬在家中卧室内;左下:周文彬展示遭日本兵枪击成为残疾的左脚;右上:周文彬在家中阳台上忙家务;右中:周文彬在查看自己服用的药品说明;右下:周文彬和老伴范翠华在家中合影(拼版照片,11月15日摄)。  周文彬,1938年1月22日出生,父亲周忠义在邮局工作,原住玄武湖附近,家里有奶奶、母亲、叔叔、两个哥哥。日本兵侵占南京时,父亲先期随单位迁往大后方,其他家里人“跑反”到了江北的九里埂租住在农户家,周文彬在此出生。  一日黄昏,日本兵进村,全家人慌忙出去躲避,留下周文彬独自在屋子的摇篮中睡觉,家人等日军离开回来后,发现摇篮里全是鲜血,周文彬左脚的三个脚趾被枪打掉了。周文彬11岁的哥哥周文鑫之后在家附近玩耍时,被日本兵的子弹打穿大腿。周文彬1972年结婚,在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做电工,生有两个女儿。中上:余昌祥肖像;中下:余昌祥和大女儿余惠霞(后中)、二女儿余惠如(后左)、三女儿余惠明、重外孙王萌皓在家中合影;左上:余昌祥在厨房忙碌;左中:余昌祥在家中和日本友人松冈环交谈(翻拍照片);左下:腿脚不便的余昌祥在家中行走;右上:余昌祥在家门口静心;右中:余昌祥在卧室内听收音机;右下:余昌祥在家门口(拼版照片,7月12日摄)。  余昌祥,1927年10月19日生。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大规模屠杀,年幼的余昌祥跟随家人躲进了家门口扫帚巷王全胜粮行下面通往长干桥的大管道的地洞里,没来得及逃生的生父余必福被日本兵杀害,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养父被捅了7刀。中上:徐家庆肖像;中下:徐家庆和女儿徐晓霞、女婿张高明在家中合影;左上:徐家庆在自家小区内散步;左中:徐家庆在家中阳台看手机里的短视频娱乐;左下:徐家庆在讲述当年的经历;右上:徐家庆在家中吃午饭;右中:徐家庆在自己卧室内;右下:徐家庆在展示自己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拼版照片,11月26日摄)。  徐家庆,1925年2月8日出生。原住南京夫子庙白塔巷20号,家里以种菜养鱼为生,父亲在他8岁时去世。日军侵占南京时,徐家庆跟随母亲、哥嫂与侄子、侄女一起躲避到了石鼓路附近的一处避难所。之后一家人又在江苏路附近找到一个院子,和其他逃难的人家合住。十多天后,四五个日本兵到他们暂住的院子,要求一家人去宁海路领“良民证”。徐家庆与院中的三个大人一起去了宁海路,其中的两个人被当场押走,再没回来。  有一天,徐家庆与哥哥、三姐夫、舅爷出门看自家的住房,途中遇到两个日本兵。日本兵把徐家庆哥哥、三姐夫扒光了衣服,绑了起来并让他们跪下,用马刀在他们脖子上试了试,吓得徐家庆一直嚎哭。后来经过舅爷的再三求情,解释他们只是农民,才逃过日本兵的毒手。徐家庆17岁结婚,育有五子三女,现在与小女儿同住。中上:巫吉英肖像;中下:巫吉英在家门口和大儿子张爱华、二女儿张月珍、小女儿张素琴(右)合影;左上:巫吉英在家门口与邻居聊天、晒太阳;左中:巫吉英在自己卧室内;左下:巫吉英在家门口和女儿聊天;右上:巫吉英在指认被侵华日军刺伤的部位;右中:巫吉英腿脚不好,只能靠助行器行走;右下:巫吉英准备走到饭桌前吃午饭(拼版照片,12月5日摄)。  巫吉英,1924年6月15日出生,当时家住江苏省句容县黄梅乡后塘村,巫吉英的父亲因欠外债,把只有10岁的巫吉英卖给了南京一张姓人家做佣人。侵华日军进南京城前,张姓人家一家“跑反”了,家里只留下一个生病的老奶奶和巫吉英。  一天,两个日本兵破门而入,将刺刀架在巫吉英脖子时,外面响起哨子声,日本兵匆忙离开前朝她右腿根刺了一刀。被刺伤后的巫吉英很害怕,拉着老奶奶出门逃避。在菜帮桥附近的一个菜园边,又遇到了日本兵,两个人躲在菜园边一个屋里的死人堆里装死才逃过一劫,后来巫吉英的父亲来南京找到了她并带回老家句容。巫吉英17岁嫁人,生了六个孩子,两男四女。中上:经智珍肖像;中下:经智珍在家中和女儿何敏霞(左)、儿子何敏崑合影;左上:经智珍在阳台上侍弄花草;左中:经智珍在家中练字;左下:女儿何敏霞在给经智珍梳头;右上:经智珍在自己卧室内;右中:经智珍在家中和儿女聊天;右下:经智珍在自家门口(拼版照片,11月7日摄)。  经智珍,1928年9月29日出生,当时家住洪武路八条巷一带,父亲是做徽章的小手工业者,年长经智珍8岁的哥哥给父亲帮工。当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时,一家四口“跑反”到了乡下躲避,后来又在上海路附近的难民区躲了半年。经智珍的小舅舅陈明发在南京大校场附近被日军杀害,外婆为此发疯。经智珍1947年结婚,1958年参加工作,在工厂做钳工,1990年老伴去世,育有一女三子。上左:关舜华肖像;下左:关舜华在南京家中;下中:关舜华和女儿刘玉芳在家中聊天;右上:关舜华在展示自己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右中:关舜华在厨房择菜;右下:关舜华和女儿刘玉芳、外孙媳妇欧刘玲(右)在家中合影(拼版照片,11月7日摄)。  关舜华,1925年8月10日出生,当年家住南京中山门外坡道附近,父亲是开杂货店的,日军进城前一家人“跑反”到了淮安,一个月后回到南京,躲进设在宁海路的难民区。她的叔叔在中山门外的桃园被日军杀害。关舜华19岁结婚,育有一女。中上:方素霞在讲述当年经历;中下:1994年,幸存者方素霞(后右)和大姐方素珍(前),二姐方素英合影(翻拍照片);左上:方素霞在自家小区内锻炼身体;左中:方素霞在家中阅读报纸;左下:方素霞在家中和老伴周文书聊天;右上:方素霞在自己的卧室内;右中:方素霞在家中和老伴周文书、女儿周柏选合影;右下:方素霞和女儿周柏选在自家小区内散步(11月13日摄)。  方素霞,1934年11月11日出生,当时家住南京下关二板桥127号,父亲是中国银行的员工,家中有70多岁的小脚奶奶,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家7口。那时母亲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但看到进城的日本兵到处杀人,就与父亲商量外出逃难。一家人逃到下关江边,趁夜找船时,年幼的方素霞由于饥饿、惊吓不停哭闹,父亲怕招来日本兵,狠心将方素霞丢弃在了半路一居民房的屋檐下离开。家人跑出去十几里地后,父亲终是不舍又折回来将她抱回。  第二天夜里,父亲终于在三岔河找到船家,一家人乘坐小木筏连夜过江,中途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旁边有船只被击沉没。家人逃到安徽乌江乡下,租住在一农户家。奶奶由于惊吓劳累,心脏病发作没几天就去世了,方素霞因为受凉一直高烧不退,右耳发炎导致耳膜穿孔失聪,落下残疾。母亲早产,生下的小妹妹很快夭折。30多岁的叔叔方庆宜在“跑反”途中失踪,再无音讯。一个多月后全家回到南京,家中被洗劫一空。方素霞1953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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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新万博代理标准 责任编辑:云南快3倍投计划表 2019年12月13日 1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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